年，上海知青来延边插队落户，延边各族人民欢迎和接纳了他们，并亲昵地称之为“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近一万八千名“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很快融入到延边各族人民之中，与延边各族人民水乳交融、互相融合，一起洒下辛勤的汗水，耕耘着长白山下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书写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

延边的地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和特点，延边各民族几百年来的联系日益密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延边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延边各族群众的心理特征。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知青在这块土地上，给延边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长期共同融合、塑造延边地域文化性格与形象、共建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大好局面。

一讲起文化，大家可能会想到文学艺术、思想哲学、科学学术等。但其实，文化的根本是物质的，首先是衣食住行以及必要的谋生手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文化最根本的部分。比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生活习俗等等。上海知青来到延边首先面临的就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劳动。无论是自觉地或被动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生活，对上海知青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当务之急，更是必然趋势。

一、饮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吃的文化最能代表和反映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上海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上海知青带着来自不同家庭、不同习俗的饮食文化、饮食习惯来到三千公里之外的边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所谓饮食就是填饱肚子，就是一个“吃”字，形式比较原始，只解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上海知青初来乍到，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的管教，告别了上海特色的“泡饭”加“四大金刚”，新鲜劲儿过后面对的是严峻的现实。郭裕堃写的《集体户的二米饭》中说道：“很快，大米吃完了，玉米面、高粱米和大碴子，清一色的粗粮让我们吃得很痛苦。”姜良骏在《凉水忆事》中回忆到：“日子一天一天难过起来，伙食已经越来越差，不见了香喷喷的大米饭的踪影，大米加苞米的二米饭取代，再往后没几天，顿顿是高粱米饭，又粗又硬，卡在喉咙难以下咽。计划内当年配给的每人二两的豆油，在一个多星期前就已经告罄。”范文发在《敬畏生灵》中描述，很多知青“看着那黑不溜秋的高粱米就没胃口，实在饿得不行就硬着头皮咽几口。家境好一点的知青就到公社所在地的小饭店去打打牙祭”。“狗也宰、猫也烹，村里毒死了老母猪，分了一块毒肉给集体户，乐得大伙像过大年。那时晚上要在牛舍里政治学习，我们知青早去一会儿，为的是乘饲养员不在的空当，切下几片喂牛的豆饼，散会后拿回集体户，用火一烤喷喷香，大伙边吃边赞：‘这哪是豆饼？简直就是上海的花生酥！’”

重体力劳动加上缺少肉食油水，个别胆大的知青开始“动脑筋想办法”。陈准民回忆中提到：“很多集体户由于计划不周，经常饱一顿饥一顿，知青饿得实在受不了，偷鸡摸狗的事时有耳闻。”何永根在《王丽君，留在农村养老》中说：“一些知青肚子没有油水，打起了老乡们家里鸡鸭的主意，有的时候偷个鸡，有的时候偷个鸭。”徐善桢在《重提“瓜菜代”的日子》里说到：“现在与其他集体户的知青一起聚会，许多人谈到当年偷鸡摸狗的事情，感到对不起当地的老乡。”

知青偷鸡摸狗让社员防不胜防、暗暗叫苦，而上海娃子“什么都敢吃”更引来一阵轰动，社员们议论纷纷、颇有微词。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吃田鸡、吃蛇肉、吃野生猫肉甚至吃乌鸦喜鹊等飞鸟，在延边农村闻所未闻，上海知青却以此为美食。田鸡在上海有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而家乡人却对田鸡望而却步。用蛇肉、鸡肉和猫肉烩制而成的高档美食“龙虎斗”“龙虎凤大烩”是我国广东菜系中的代表菜品之一，肉质绝嫩、滋味极鲜，蜚声海内外，而在东北边疆则是闻所未闻。虽然在农村有很多有形或无形的禁令或风俗习惯，但是有些胆大的青年社员，在上海知青的怂恿下敢于尝试，初尝一下也赞不绝口。薛求知回忆到：“常常几月不见荤腥，这就难怪为何虞岳光会把老乡扔掉的獾子捡回来炖着吃，有人会撬开别人箱子的后板捞里面的香肠吃。”

上海知青的吃毛豆，曾让当地社员怒斥为“败家子”，农民始终认为“吃青如吃金”，黄豆未成熟，煮熟即食，未免浪费粮食奢侈过分。几十年后毛豆作为一种商品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人们的餐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美食占领了所有的餐桌，延边农村的食材也大大扩大了范围。上海知青的“敢吃精神”在延边大地上发扬光大。

对于延边的饮食，上海知青大部分适应性很强，吃稗子米饭、二米饭、高粱米、玉米碴子、玉米面条。郭裕堃说道：“有很多知青因此引发肠胃疾病。”时间久了，逐步习惯了。“二米饭确实没有大米饭好吃，但二米饭绝对不像单做高粱米饭或苞米碴子饭那么难吃。二米饭避开了单吃粗粮时的痛苦，所以效果十分明显，这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细粮而又必须吃饱肚子的人来说非常实用。”荞麦冷面、大蒜、大酱，特别是朝鲜族大酱和辣白菜，很多上海知青不但是适应更是情有独钟，退休返沪后仍念念不忘、争先购买。

喝凉水对上海知青来说也是无法回避的事情，毕竟在上海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可喝生水”。然而农村的现实条件是不可能喝开水，在农村生水即凉水，不会喝凉水对农村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有知青在社员家里吃饭，主人知道上海娃子不喝凉水，饭后热情的主人捧上一碗热水，那就是一碗刷锅水，水上还漂着零星的油花，已失去了白开水的味儿，然而，知青感动地一饮而尽。天长日久，上海知青对于山间溪水、井水、河水等生水甚至于脏水也一概照喝不误。知青说：“难不成大活人守着凉水而渴死吗?”

延边朋友喜欢喝酒，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喜欢得惊天动地。延边朋友对此还多少有点自豪感，有的延边朋友会很谦虚地说：“能喝啥呀，瞎喝呗!”延边朋友骨子里充满的那种豪爽、纯朴的气概，通过酒桌表现得淋漓尽致。薛求知回忆中说：“东沟人和所有北方人一样嗜酒，这和气候有关。天寒地冻，喝些烈性酒全身热乎，荡气回肠。酒精上头，晕晕乎乎，可以睡得深沉，去累解乏。朝阳川酒厂出的原浆酒，65度。运到供销社，兑些井水，调到53度左右，便可卖了。喝酒的套路也很匪气，一只大号碗盛满酒，就在桌上轮开了，一人一口，等喝得差不多了，再把碗中剩下的酒，分到每人的碗里，然后一饮而尽。”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东北农村的习俗，与上海的黄酒小酌，风格大相径庭，上海知青从不会喝酒，后来居上发展到毫不逊色地接受“酒精考验”，几十年过去早就和延边朋友结为酒友，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大快朵颐、豪情万丈，与当地群众相比甚至更胜一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喝酒更是与时俱进，酒桌文化也越来越发达，一套“酒嗑儿”越来越丰富。不论市区还是农村，酒桌上三杯下肚，海阔天空，一浪更比一浪高，不醉不回，醉了也不回，更有甚者还引发打架斗殴。其实这并非好事，有待于延边的朋友引以为戒。吴绍釚在回到第二故乡时，与村民聊天，聊到对方大哥、二哥的死原，她悲愤地吐出两个字：“酗酒！”吴绍釚问她：“村里为什么这么静？”她回答：“吴大哥，村里与你同辈的、你所认识的农民兄弟，大都已经去世了，许多人也是因为饮酒过度或得病而死的。”

确实令人悲伤，好在现在很多延边的朋友（包括上海知青）正意识到这个问题。

延边的美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林一平“喜欢观察，将生活的美，生活的欢乐，生活的和谐，一一永远地收藏于心底”，他在《打糕飘香的日子》一文中将延边打糕与上海糕团早点一一比对：“打糕先是泡黏小米，然后蒸，同时制作豆沙。当然，最精彩、最热闹的场面是两位小伙子抡木槌击打蒸熟的黏小米制作打糕。而想起家乡上海那么多样的糕团早点，一一比对，竟然没有一样与其相同，顶多是相似、类似、近似，比如青团、麻团、赤豆糕、条头糕、松糕和年糕。老家的年糕是槌出来的，将蒸好的粳米放入臼中用槌捣击。但是，打糕的用料是黏小米。宁波人做的年糕和糍粑也十分好吃。年糕和糍粑同样需要拍打捣碎成型，只是宁波年糕与打糕的制作方式各不相同，差异不小，各具特色，各有各的风味。”

上海知青对延边的大豆腐印象颇为深刻。黄豆产地的纯卤水豆腐比上海的豆腐好吃多了，有浓浓的豆香味，清爽滑嫩香喷喷，口感极好，豆腐海带汤堪称极品营养汤，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不过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豆腐也是稀罕之物。马培坚在《我在延边当知青》一文中说到：“十年的知青生活，我从一个白面书生变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东北汉子。与朝鲜族青年比赛过吃豆腐，一下吃过十四块热气腾腾的豆腐，也曾经一口气喝下一大碗蜂蜜。延边真是块富饶的地方，我吃过狍子肉、野猪肉、蛇肉、野鸡肉、哈士蟆、熊肉，更多的是吃狗肉。”

由此可见，上海知青由于“敢吃”“能吃”“会吃”，所以与延边饮食和习惯的融合相对容易，也很快地适应了当时贫困的年代和环境。

二、服饰打扮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服饰打扮是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即使在贫困时期的贫困山村，人们也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服饰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

贫困年代，在边疆的小山沟里几乎谈不上服饰打扮，薛求知在《插队生活杂忆一：衣》一文中描述当地老乡服装“最主要的颜色就是黑色了，一年四季均是如此。一来黑色耐脏，抗造；二来大家都选黑色，也就随众了，免得显得格路(出挑)。现在服装界把黑色看作是永恒色，我看是有道理的，最起码社会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都热衷于这种色彩”。

爱俏的小伙和姑娘则会不同些。小伙子爱穿草绿色的外套，戴顶草绿色的帽子，最特别的是，他们会在衣服的领子上缝一块用白线钩的领衬，定期拆下来清洗。领衬会有好看的花边，这通常是由家里的姐妹或心爱的人制作的钩结手工品。而我们男知青则是没有一人得到过这种信物。姑娘的服装会漂亮一些，会用花布缝制衣衫，在头上围块天蓝色或正绿色的方围巾。

服饰文化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最终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上海特有的“节约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假领头并不假，其实算是真领子，它是用少许布料裁剪缝纫成衬衫领子的模样，有前襟后片，也有扣子扣眼，保留了衬衣的上半部分，把袖子与衣身都省去了，只用两根布带或者橡皮筋套住臂膀，穿在外套里面，露出个领子以假乱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购买布料、衣服都需要布票，而布票是按人头限量供应的，买了外衣就顾不上内衣。不过，当时购买零头布是不需要布票的，于是聪明的上海主妇们就发明了“假领头”这个东西，既节省了布料和布票，也保持了应有的体面。“不过有时让老乡瞧见了，他们可不买账，说那是娘们儿戴的。他们可能是把假领子和文胸搞混了。”

《插队生活杂忆一：衣》一文中描述：“我们男知青每人会有一件涤卡的蓝色中山装。所谓涤卡就是在棉纱中加入涤纶纤维，织成黑色或者蓝色的混合卡其布料。此种布料，每市尺收布票7寸到5寸不等，后来又免收票证。这种面料做成的衣裤较硬挺，不用熨烫就很平整，颜色也不易褪，所以成了我们正式的出客服。每逢到公社或县里开会，就会从箱子里取出换上。赵益民有段时间留在集体户烧饭，他就天天穿涤卡上装，所以给人印象总是穿得较帅。”

“海魂衫”也曾风行过，因为赵丹主演电影《海魂》时，穿得就是海魂衫。当时集体户的时尚人士，都曾身着海魂衫在村里走过，引来一片目光。此外，有的户友还有紧身的坦克棉袄，这是当中用缝纫机轧出一条条线的棉袄，穿了没那么臃肿，又是草绿色的，符合了那个年代“武妆”的审美偏好。

上海知青带着“文革”时期特定的服饰到相对落后的边疆农村，初来乍到时仍保持着一贯的衣饰传统，必然引起轰动。上海女知青戴的胸罩，穷山僻壤的农村少女、少妇第一次见识，异常惊讶：“呵呵，原来是这样的。”时长日久，欣然接纳并群起效仿，边远地区的服饰文明程度也因此上了一个台阶。个别上海知青戴着有外国商标的蛤蟆镜，穿花格衬衫、喇叭裤、瘦脚裤，曾被视为“二流子”的形象，随着时间推移，边远地区的群众也都能接纳了。还有一些小物件如折叠伞、折叠杯等等，引起了农村青年的极大兴趣和对文明社会的憧憬与向往。

上海知青和当地社员的深入接触，也逐步影响上海知青的服装习惯。徐文华《在五道沟的日子》曾写道：“每当生产队开会时，阿滋妈妮们就凑在昏暗的油灯下，边听着队长发布指令，边不停地捻着手里的棉花，把它们捻成粗的或者细的棉花线。看着她们灵巧的双手，我们知青也情不自禁地买了棉花，跟着学习捻棉线。我捻了半斤左右的棉花线，是很细的那种，然后用两根线并在一起，自己编织了一条楼空花头的长围巾，到供销社买了一包玫瑰红的染料，自己动手把本来白色的棉花围巾染成了鲜艳的玫瑰红，在那白雪皑皑的长白山下，戴上一条玫瑰红的围巾，感觉多好啊！”

上海女知青钟情于朝鲜族服装，很多女知青借来漂亮的朝鲜族服装穿上摄影，形成风气,以此为时尚，留下了历史的回忆。几十年过去了，征集当年老照片时很多上海女知青找到压箱底的、穿着朝鲜族服装的老照片，都不胜感慨，思绪万千。

三、民风民俗

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延边更有着独特的民风民俗，上海知青的到来，既有“入乡随俗”的一面，也有“大破大立”的一面。

一是礼节。朝鲜族的礼节很严，晚辈和长辈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都有沿袭千年的严格规矩。

姜良骏在《凉水忆事》一文中写到：“当年朝鲜族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如果有几位朝鲜族老大爷蹲在路边唠嗑，朝鲜族老太太以及妇女都要绕道而走，不许从跟前走过的。下乡头几天，我在一条小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位朝鲜族老太太，看见我马上就停下，面朝墙壁，要等我过去后才能回过身来继续走。当时我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是朝鲜族的风俗习惯。我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将这些风俗习惯破了不少。”“男尊女卑的现象很严重，男的下地回来家务活什么都不干，躺在炕上休息、抽烟，最多劈点柴禾、压点水、烧点火，女人则忙里忙外，采摘蔬菜、喂猪喂鸡、洗衣做饭，还要伺候男人。从来不会有男人去河套边洗衣服什么的。我们男知青去河边洗衣服，不要说村里的男社员嘲笑我们，连女社员也要说集体户的女知青，为什么让男知青抛头露面到河边洗衣服，好像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朝鲜族规定女人是不允许上桌的，只能在男人吃得差不多了，才能在边上吃点残羹剩菜，还要不时给男人倒水递烟、收拾桌子等。集体户的女知青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引起了她们的集体抗议，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善。”

徐文华《在五道沟的日子里》曾写道：“朝鲜族重男轻女,集体户轮流做饭,轮到男生,朝鲜族阿妈妮就‘哎咕哎咕’叫，帮男生说话，说：‘哪能叫男孩做饭？’我们和她们理论，男生就在旁边起哄，把我们女生气得说不出话来！”

马培坚在《我在延边当知青》一文中说到：“朝鲜族大叔却是如此的热情，女知青望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肉，也是牢骚满腹，凭什么不能一起坐炕上？”

农村朝鲜族房屋整个居室的地面都是火炕，锅台与炕相连。做饭、吃饭、睡觉以及室内的各项活动也都在炕上进行，南面开门，进屋脱鞋，席炕而坐。然而，怎么个坐法，却大有讲究。生产队每逢开会，男知青与“大老爷们”坐在正炕，女知青则与小媳妇大姑娘坐在后屋，而且坐姿也有区别，大老爷们是盘腿而坐，小媳妇大姑娘则是侧弯身体双腿合并伸向一侧。加之，女知青不得和男人们同坐吃饭。对此，女知青非常反感且颇有微词，绝对想不到下乡接受再教育竟然是“男尊女卑”的科目。

上海知青到延边的农村，以自己的言行，对农村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上海的现代文明、城市平等观念与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冲击、互相影响，一段时间后，在市区和农村里“男尊女卑”的观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张素文在《老照片忆起两地情缘》一文中说：“我把阿慈玛妮也拉上桌，天长日久地我改变了他家的习惯，大家都在桌上吃。”

农村朝鲜族与城市中的朝鲜族在礼仪、礼节上还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城市“男尊女卑”的现象要淡化很多，特别是餐桌上，男女同坐就餐已是惯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化，农村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分化瓦解，妇女的社会地位日渐上升。

王宝发在《民俗村里的新风尚——朝鲜族红旗村见闻》中写到：“她有两个孩子，她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教育模式都已悄然蜕变，将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朝鲜族与汉族好的民风习俗融入结合。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妇女的崭新风貌。小赵家的变化就是红旗村发展变化的缩影和写照。”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延边的朋友对礼仪、礼节、家教还是很重视的，对上海知青的影响也很深远。林一平说：“这种深植于国人心目中孝敬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在延边汪清县五站屯演绎着她独有的特色。当我爬过五十岁那道坎，常常会在孝敬老人、教育子女时，怀念起熏陶过我青年时代道德观念的那个小山村。特别是小山村里孝敬长辈的习俗与传统，那是延边生活赐予我人生的珍贵财富。”肖俊锋在《感受朝鲜族的礼节和家风》中提到：“我在这四十五年的生活长河中，与许多朝鲜族朋友、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系和来往。朝鲜族朋友的传统家教中，待人善良、尊重、大方、忠诚、关爱、礼貌、信任、贤惠、同甘共苦等人间真情都得到诠释。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良好的礼节和家风更是深入人心。朝鲜族的礼节、家风与家庭教育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民俗风情中的一朵奇葩，相信朝鲜族的这朵灿烂之花会更加鲜艳夺目。”

二是卫生习惯。生活中卫生习惯的改变对上海知青来说是第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上海娃子”从小养成每天早上刷牙，晚上洗脸洗脚做小卫生的习惯，并从小经常在“老虎灶”边上泡澡或“孵混堂”。下乡绝对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洗澡问题一直困扰着上海娃子们，好在夏天可以在河里、江里、泡子里尽情撒欢。由于卫生条件极差，上海娃子第一次见识到了虱子和虱子蛋。杨永钦回忆道：“年的3月初到延边农村，只见农民在屋檐下一边晒着太阳唠嗑，一边在脱下的衣领上用双手的指甲不停地在掐着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仔细一看，原来他们在清理自己衣服上的虱子和虱子蛋。看着农民很惬意地在掐虱子，我真是有些毛骨悚然。”有知青朋友也曾突发奇想，何不在回家探亲时用火柴盒装上几个虱子，也让上海的亲朋好友见识一下何谓“虱子”。

知青每天早上刷牙，在偏僻的山村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一些足不出户的老人，带着好奇的眼光，见识这刷牙奇观。刷牙毕竟是一种良好的卫生习惯，村里的年轻人很快就效仿开来。上海知青以自身的卫生习惯影响和提高了农村的个人卫生水平。

说来难以置信，城市知青下乡面临的第一考验不是田地里农活的辛勤劳累，不是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也不是边境线上的真枪实弹，而是蹲茅坑。几十年过去，上海知青们回忆起来还是感触颇深：“在农村时，晚上起来上厕所怕不怕？尴尬不尴尬？”

农村的厕所就是茅坑，“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半边。”这句顺口溜描述的就是农村传统茅坑。陈淮民回忆道：“那种茅厕是无法想象的。它上下、前后、左右通透，透过木杆或蒿杆做成的四壁可以察看四周，因此我给它起个外号叫‘透明厕所’。”上海娃子没有蹲过茅坑，更不知怎么个蹲法，确实难为了第一次使用茅坑的知青。第一次跨进四面透光透风的茅坑，其心情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在村里尚有茅坑可蹲，在野外或大地里劳作，内急了真正是急死人，更难为了女知青，特别是一片水田地里无遮无挡，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不习惯也得习惯，不适应也得适应。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广阔天地里找出路，出路就在广阔天地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知青的卫生习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整个延边城乡环境的卫生状况、个人卫生习惯和卫生水平都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迅速提升。

三是消费习惯。贫困时期，“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几乎成了上海人的符号和标签。无论是吃穿住行用，各方面都要“做人家”。“做人家”作为上海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常用词，其中的深意就在一个“做”字上，它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并影响着后代。作为上海长大的知青，对物质消费的审慎精神已经深入骨髓。

初到延边，眼观周边，就对知青的消费观念产生了质疑性的改变。贫困时期的农村消费已经是最后的底线水平，然而，让上海知青瞠目结舌的是，全家最后的几角钱，农村的“大老爷们”不顾一家老少有无隔夜粮，就去大队供销社买散装白酒，就着大酱或盐粒，几口灌下晕晕然回家。徐善祯回忆到：“经常看见有一个人在供销社放咸盐的大木桶旁边，喝一碗酒就用手指蘸一下盐桶的外侧，柜台上已经放了好几个空碗了。他那醉醺醺的样子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队长告诉我，几年前，因为家里穷，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从此他就以酒为伴，天天喝得不省人事。”在农村，很多朝鲜族“大老爷们”豪爽地说：“该喝的时候就要放开喝。”城市里也有很多朝鲜族朋友坦然地说：“该放松的时候就要放松。”石人沟的上海知青一起回忆当年岁月，陆晓千当时有明月和贞淑两位朝鲜族闺蜜，她们对她说过：“哪怕兜里只留下一分钱也要用完，去买两个发夹。”辛曙敏记得一位朝鲜族老人还这样形容：“朝鲜族人有一分钱也会赶紧跑到供销社去花了。”还有知青回忆说：“有些朝鲜族朋友不光自己的钱必须花光，向别人借钱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下乡第一年闹春荒的时候，一位朝鲜族老乡把自己家的鸡蛋和辣白菜送给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第二年找知青借钱，一直到搬家走了也不还。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互相帮助，不必太计较。”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市里工作的上海知青感觉延边的消费观念特别超前：“东北夜长，足以消受连轴转的娱乐项目。延边聚餐，没有一轮结束的。第一顿饭可能吃中餐，然后去练歌厅，再然后吃烧烤或去啤酒店，吃完喝完可能再去咖啡厅坐坐，要么去洗澡足浴按摩一条龙，怎么也得折腾半宿。”

延边的各族朋友和上海知青互相影响和感染了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有一位延边的朋友说：“五六个人去一次啤酒店，如果比较能喝，能花掉四五百块。吃一顿常见的韩国烧烤，两个人就要三四百块。”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你从来没见过延边人讲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说：“剩点钱就花，吃喝玩乐，不管明天怎么活，今天我有钱就要使劲花。花完了，不行的话，就把东西都卖了，继续去赚钱。”

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消费时代，上海人过去那种过于“做人家”的做法可能不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部分知青还是不习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习惯。

四是待人处事。延边人在待人处事交朋友上与南方人有着很大差异，当然也包括从石库门老式里弄里走出来的上海知青。也许是与延边广袤的大平原、大森林和白山黑水间粗犷的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延边各族群众给上海知青的第一印象，便是他们骨子里透出来的爽快气质和火热情感。延边各族朋友的这种爽直的性格，表现在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上海知青的性格和三观的形成，给正在塑造性格和习惯的上海知青增添了豪爽大方的特性，更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给单身在外的上海娃子增添了温暖的人情和真诚的朋友。

万钢在《不忘初心渡重洋，百炼成钢报中华》中说到：“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朴实和真诚，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与乡亲们做朋友，我在那里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这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周文宝，秉承了上海人的精明，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哺育了他的大气和豪爽，朝鲜族的勤劳和善良使他领略了边陲少数民族的风情。

陈淮民回忆说：“六年的石人沟生活为我的后半生铺下了基础。我不仅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石人沟形成的。”

周逢回忆道：“和龙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和龙各族人民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了我、影响了我。在我世界观形成时期，和龙各族人民的善良、豪爽都融入了我的血液中，使我也成了这样的人。”

何永根描述费名琰：“回乡知青邰忠发特别关心和爱护他。由于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志向，费名琰亲切地叫他邰哥。邰哥在干活时候总是暗暗地照顾他。修水利挑土篮子的时候，邰哥总是说他个子小，少装点，别压坏了身子。这样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这个远离家乡又‘发育不良’的知青感到那么的温暖，那么的刻骨铭心。”

钱丹回忆：“我20周岁生日那天，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在香淑家看书，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亲人，情绪低落。当我向她娓娓倾诉时，香淑马上让她母亲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为我庆生。在声声祝福中，我感受到了朝鲜族乡亲们的朴实、豪爽、豁达、真诚，激动不已。”

正如范毓民在《纯朴的民风善良的人民》中说的：“当地老百姓对人的信任和真诚，我们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都有同感。”

确实，延边各族朋友是曾经驰骋在长白山林区和大草原上的人们，所以，他们的性格中具有奔腾的张力和辽阔的豪情，更具有对朋友真诚相待的温情，使你感觉到走在延边大地上的荡气回肠和回家般的怦然心动，对上海知青具有独特的魅力，双方融合相得益彰，对上海娃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很多知青几十年后的回忆文章中都一再提及并念念不忘延边的父老乡亲和延边的哥们朋友。

珲春国税局副局长张根发回到上海后的十四年间，年年都会回到珲春市探亲访友，有的时候一年要去两次。他说：“三十年前回上海是探亲访友，三十年后到珲春去也是探亲访友啊！”每一年的春节，他都会用最漂亮的字体、最美好的语言，给父老乡亲和领导同事寄贺年卡，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何永根说：“上海知青对延边父老乡亲和延边朋友的感情，几十年来一直记忆在心中难以忘怀。”徐善桢说：“在我的人生路上，曾经遇到过许多好人，他们对我的恩情，我都铭记在心。”尹永林在《忘不了你——克国兄弟》一文中想起当年的朋友：“那些日子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干活时我们齐心协力，总是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休息间我们忘了疲劳，谈笑风生无话不说；下班时我们漫步在回家的路上，唱着红歌哼着小调；傍晚我们来到了南山坡，敞开心扉互表衷肠，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夜晚我们躺在绿茵上，仰望蓝天寻找星光，共同向往着美好的明天。我们一起探究、改进浇水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一起学习，你教我地方语，我教你上海话；我们一起锻炼，挥拍苦练球技，赛场争光添彩；我们一起下河抓鱼摸蛤蟆，上山爬树打松塔；我们一起穿着从上海捎来的时髦服装，招摇过乡引女孩亲睐。你的为人处事让我敬佩，你的接人待物让我感动，你的心灵手巧让我感叹不已，你的助人为乐让我永铭在心……和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很开心、很充实、很满足，压抑的心情完全得到了释放。”周逢回忆道：“每每提及在和龙的十年，我总会想起在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两位难以忘怀的朝鲜族同志，一位就是上面提及的安昌宪老人。当年，他作为‘五七’干部被下放到我所在的龙水公社新民一队，后来又同在和龙工作了几年。我忘不了他给予我的慈父般的关怀与爱护。”

未完——

作者：周培兴（上海知青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