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蒋连荣（安徽）
我的外婆是一位特别勤劳又特别能干的人。自从我记事的那年起，外婆每天不是和面蒸馒头，就是糊鞋底纳鞋帮，全家八口人穿的每双鞋都是外婆一针一线缝制的。我们兄弟小时候都很玩皮，一双鞋穿两个月就磨得露了脚趾头，每当此时，我们就指着磨破的鞋窟窿，嬉笑地说：“看啊，鸟出窝了！”，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平添了几分童趣。
我的外婆出生在清朝辛亥年间，那时候的女人都必须裹脚，外婆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裹脚，用两条粗布紧紧地把脚裹上，若不是脚涨的实在受不了，不会给轻易“松绑”。因为一旦松开后怕脚再也裹不小了，这在当时又叫“放脚”。外婆的脚裹得还算“成功”，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头重脚轻像个“圆规”。外婆这个“圆规”就这样不停得运转着操持着全家人的日子。
我的外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淘米、烧火、做饭，喊我们起床上学。外婆没上过学，不识字，掌握时间只能靠观察闹钟表针的位置来判定。当我们起床后，外婆已将做好的早餐摆在那个一米见方的小餐桌上了。早餐一般是米粥和煮鸡蛋，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鸡蛋是上等的奢侈品，我的外婆是舍不得吃的。那时候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粗粮细粮要搭配着，外婆经常把馒头蒸成一层白面、一层黑面混搭着。为了能让全家人吃饱饭，外婆经常背着当地的瓷器去很远的地方换回一些大米和白面，最多时能换一袋子，有一百多斤，外婆就这样徒步从几十里地以外扛着回来。就是年轻人也未必能吃这个苦，这也是让我们多少年来都始终特别敬重她老人家的一点。
我的外婆出身不好，主要是因我的姥爷家里的七十亩田，土改时就被打成地主，我的姥爷也是在那年被批斗致死。外婆带着她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相依为命得渡过了多少个难以煎熬的岁月。我的姥爷死后，母亲也不愿再上学，当时我的母亲正好高小毕业，会识字算数，就在村大队当上了书记员，给大队记分算账，遭受着难以述说的欺辱和白眼。在我母亲年满十八岁的时候，外婆毅然决定离开这个让她难以忍受的地方，经媒人介绍嫁给了我现在的父亲，从此远离了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安徽萧县，来到了宁夏一个偏远的小城镇——石嘴山，那时外婆已近五十岁。
有一次，我的同班同学和我打赌，说你敢不敢向全班同学说出你的真实出身，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结果全班同学知道我的出身后，喊了我三年“地主”，从此再不称呼我的名字了，“地主”就成了我当时的代名词，再难听的就是直呼我“地主羔子！”了。这个称呼一直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外婆予以平反摘掉了“地主反坏右”的帽子，我的这个“绰号”才渐渐叫的人少了。
最让我的外婆痛苦的就是每次居委会开会批斗她的那些日子，居委会那帮人动不动就对我的外婆大呼小叫：“你这个地主老太婆，要放老实点！”。我的外婆性格也很倔强，每次都据理力争，反驳道：“有啥不老实的，我的地又不是抢来的！”。居委会这些人也是欺软怕硬，一看我的外婆特别强硬，也不敢硬来，毕竟外婆当时已六七十岁了。为了这件事我的父亲专门去找居委会评理，我的父亲说外婆家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爷爷是真正的贫农，给地主当过“长工”。从此居委会对我的外婆的态度收敛了一些。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居委会的人进行家访，看见墙上贴的报纸被我们兄弟几个画的乱起八糟的，期中有一张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头像也被划的面目全非。这一下居委会的人仿佛抓到了“证据”，还私下里追问我，这是谁指使干的。他们注定一无所获，一张破报纸上画了几道还问谁指使干的，纯粹是无事生非。居委会主任把这件事告到我父亲的单位，父亲是个火爆脾气，冲到居委会捶了主任两拳，打得居委会主任鼻青脸肿，这位居委会主任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从此居委会再没人敢来我家骚扰，我家也就“太平”了几年。现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可外婆也越来越显得苍老，满头的银发，脸上的皱纹也越加明显，但外婆勤劳能干的品格一点没有改变，一晃外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依旧显得那么健硕，仍然操持着全家人的吃喝。
有一天，我的外婆终于病到了，血压高达二百三，医生非常震惊地质问我们，老太太这么高的血压你们平时难道就不知道吗？医生说的也是，我们一直都认为外婆身体很好，从来也就没给她老人家量过一次血压检查过一次身体，面对医生的质问和责怪，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愧疚。医院连续昏迷了七天，不吃不喝，仅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医生说让我们给外婆准备后事，我愤怒地大吼道：“准备什么后事！你们怎么就知道我的外婆醒不过来呢！”,也许是我们的真情感动了上苍，此时，外婆突然奇迹般得苏醒过来了，缓慢地抬了抬眼皮说：“渴，喝水！”，我们兄弟们惊呼道：“你们看啊！外婆醒过来了！”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外婆真的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全家人满怀着激动和辛酸，又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里。
一周后，外婆终于可以下地走动了，在她老人家深邃的目光里凝聚着希望，也许在她老人家看来，她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用力地挪动着两只小脚坚定又从容。
老房子
徐海元（云南）
老家的老房子坐落在我们屯的山脚下，一幢四合院样式的老宅，从一道几家人共用的木大门走进去，九间土木结构的青灰色大瓦房，加上连着的五间偏房，把一个平方米的小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小院里的8家人都是本家，有着相同的一个姓氏，听爷爷辈的说，年前，不知道是清朝还是明朝，老公公当时是个将军之类的官，他置建了这栋四合院的老房子，后代分家就都住在这栋四合院的老房子里，8家人都和祖上的老公公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我家的老房子位于四合院的中部，坐西朝东的方位使它显得光线先天不足，左边连着叔叔家，右边连着大伯家。从厚重的大城砖支砌的八凳坎子走上去，便到了我家的老房子里。大城砖横着支砌的坎子，缝隙里见不到一丁点沙子和水泥的印迹，白色的石灰变黄的斑驳印迹，看得出我家的老房子年老的痕迹。上了坎子，左边连着土墙的地方，有人腰高的一个鸡圈，小时候我经常蹲着身子爬到里面，抓住鸡圈里唯一的一只黄母鸡，从它的屁股里伸进去两个指头，摸摸老母鸡屁股里面是否还藏着我爱吃的白蛋。推开赫红色拉扣的单木门，便是长长的一条垓檐。垓檐的左边有一眼土灶，黑黑的一口大铁锅支砌在上面。十字梅花格子窗下面，堆放着一些干柴和秸秆，这是妈妈日常做饭所在地。中部靠外墙皮的地方，一个圆型的瓦缸，一对铁皮大桶，常年四季放在那里，地面四周常常被水弄得湿漉漉的。右边的房门背后，横七竖八地放着些锄头、扁担之类的农具。发黄的石灰墙上，挂着一些蓑衣、斗笠等避雨的用具。推开两扇黑色的木门，这就是我家的堂屋了，黑色的长方型木板自然构成了放中堂挂画的位置，两边用镂空的木头格子装饰。左边放着一把太师椅，厚重的黑色太师靠背上，镂空木板雕刻成精美的图案。中间放中一张黑色土漆的八仙桌子，右边同样放着和左边同等模样的太师椅，它们如同两个站岗的卫兵，常年四季保持着它们顾有的姿势。 抬头往高处看，一根根同样粗细的楼楞排列有序，黑黑的木板之间保持着对等的宽度，从两边墙里露出的木头顶部，一个龙型的图案威严地张着大嘴。每年快到过年时，父亲总要弄些报纸，用母亲小麦面温熟的浆糊，把我家黑黑的楼海底装饰一新，以展示我家过年的喜庆。沿着堂屋右边黄色的石灰墙，走过一道只有木门框的小门，便到了我家睡觉的卧室，靠中堂板壁的地方，顺直放着一张大木床，那是妈妈和妹妹睡觉的领地。靠山墙楼梯下面，放着一张矮矮的小木床，那是我和爸爸睡觉的地方。两张床的过道尽头，放着两个木质的箱子，那是外婆搭配给妈妈的嫁妆。正中央过道上，一盏15瓦的电灯挂在楼海底上。记忆里，还留存着爸爸对着楼海底上裱的报纸，给趟在床上的我们念文字，在我们幼小的记忆里，留下了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大跃进、学大寨以及雷锋、王进喜等等一个个故事和名字。
从漆黑的楼梯爬上去，就到了楼上。上楼梯口，楼板上固定着一个木头做的大仓，梭开大仓带着木头凸起的盖子，大仓里面用木头隔成形状不一的小仓，存放着大米及包谷等东西。这个大仓足有1米高，1.5米长的样子，那时的我们，如果不用凳子垫着脚，眼睛是跟本看不到大仓里装着些什么东西。打开木质花纹的窗子，我们便可以看到屋子外面的四合院子，以及更远处的田地。从四合院往我家老屋望去，屋顶上一片片青灰的瓦砾错落有致，瓦片上印着些花鸟虫鱼的图案，圆型瓦片的钩脚处，印着一个端正的福字，瓦片之间没有任何砂浆和水泥建盖的痕迹，即便裸露处，也只能依稀看到淡黄的石灰浇筑的样子。瓦沟里，偶尔有一两株长着厚实小叶片的植物，我们都叫“瓦花”东西，也许是这种淡绿色的瓦花生长在瓦砾缝隙里的缘故，远远看去，如同人为地在瓦砾上添置绿的东西。 今年回老家，听母亲说，叔叔家正在拆除我家卖给他家的老房子。住了近四代人的老房子，留下我童年的点滴往事。脑海里还依稀记得，四五岁时，爸爸妈妈到大队上去出公分，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那时我饿了，自己便能垫着脚在八仙桌的木甑子里用手抓饭吃，困了便睡在堂屋里铺就的蓑衣上，一个人很熟悉地便能扶着墙到垓檐的灶台边，捡些黑色的小煤块，津津有味地吃。看着眼前一片片瓦砾从老屋的顶上抛下，听着一声声巨响砸着老屋的墙壁，脑海里不自觉地出现了那个流着长长的口水，用刚长齐的小牙在嘴里把煤嚼得磕磕响的自己。我知道，我家的老屋将从此在我的视线里消失，那间承载着我记忆的老屋，将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快速地夷为平地。童年点点滴滴的往事，如同黑白胶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百日红
刘依龙
十八年后，百日红下，又见笑脸生发。
梦里老家，最美庭花，依稀识作旧时，蓦然，一袭香气洒。忽见清润，尘不染，知是新茬。五岁多的时候，我离开了与祖母相伴的院落，来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孩提时代的记忆也就此落下，不在一直的嬉笑蹦跳中继续。但岁月不曾让我失却的，是对院落里的一切的记忆。那人，那树，那花。
故乡是在大山的环抱中，围点式的聚集形成，一块平地，便是一个聚落点。深深的泥土，积淀着的是久经风霜的质朴。在乡人的眼里，泥土是独特的，因为在这里“十里不同天”，泥土便是见证，它孕育了号称拥有“皇家贡品”历史的洪河小米，只在这一处，才有这样营养丰富的“金小米”。但在我看来，这黏胶质的红泥土，留给我的，怕是一生都解不尽的乡愁。
我家的宅院，在券口边的斜坡上，依一块仅容三五家居住的小平地修建。说到这券口，我的父辈们已然不清楚它的来历了，只知道像这样的券口，村里还有很多，以及那不知沉睡了多少年，连石头都已经磨得黑得发亮的石拱桥，我总是想，既然名字叫“洪河”，又有这么多与水有关的老物件，想必当年亦曾有过水草丰茂的岁月，这样说来，深厚的土地，也应是拜水所赐。我家的院落，是我出生前的几年新修起的，院落的结构，是华北典型的农家格局：四方的院落，正屋和两小偏房居于正前，东西相对是两厢房，再就是并排而立的门楼和厨房以及泥土和石头堆砌的茅房。中间剩余的空地，以方格式分隔，十字状的洋灰方格，连接门廊，其余便是土地，空着种些花草树木，别家或许以为杂乱，或是院里置了深井，便把院落都用水泥细细地平整了。而我家的院落里，却单单因为这几株树木而显得生气勃勃，显得那样青春而有朝气。曾有过对于苹果树的果实的渴盼，也有过对于葡萄藤的枝叶的好奇，但留在最后的记忆里尘封的，还是那一株，开了就好像一直都在的百日红。
记不起它是何时就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的了，只记得每次回故乡的院落，都要到树下看看，看它是否依然如旧年般壮硕，无人料理的门庭或许早就没了生气，但只是这一株，便总是使我不住地想去勾勒我的幼年，努力地想把时光留住。无法忘却的更是那一张仿佛被时光定格住的老照片。画面上，我和姐姐快乐地站在百日红下，傻傻的我不知在为何而笑得那样天真而烂漫。三岁，一个确实是无忧无虑，随意瞬变的年纪，可以呆呆地望着这满树紫红的花朵，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欢颜，可以自在地不明白大人们所单吃中药白癜风能治愈吗白癜风用药
